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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主: 李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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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创)萍踪传书(连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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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6-4-15 21:55:17 | 顯示全部樓層
萍踪传书(作者:李敏)(原创)


在孟加拉以至于整个南亚次大陆,那里庞大的底层社会,充满了无序和混沌,生活在下层的人们,就像幽闭的高能粒子,在狭小的空间中,无规则地飞快运动,破坏力不断增大,然而遭致更强大的挤压和收缩,从而进一步加重生存压力,这是一个自我不断加强的循环,很难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。

我说:“你的类比听上去有点宿命,天体物理定律并非就适用人类社会,你对自己的祖国孟加拉的前途,是否过于悲观了?”他笑了,“理论是灰色的,生命是绿色的,我衷心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,盼望孟加拉国最终能够繁荣昌盛。这也就是我听从家族的意愿,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学,从而改学法律的原因。”

某天老板通知,当晚闭门谢客,专门接待特殊的贵宾,这样的清场在西欧纯属罕见。原来是在附近豪华酒店下榻的一位酋长,来自阿拉伯世界产油国,包下了整个饭店。我们事先撤掉原有的桌椅,在大厅安放了一张巨大的长方形橡木餐台。

入夜石油大亨之家一行姗姗来迟,络腮胡子的男主人潇洒英俊,洁白的长袍,头巾上围着一个黑色的圈箍,一看就是沙漠王国的九五之尊,他带来三个穿金戴银的妻子,四个天真活泼的儿女和管理孩子的英国女教师,以及两个与酋长形影不离的随从保镖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作为一个普通人,是很难理解何为“挥金如土”。

在欧洲的社会,即便是上流的达官贵人王室成员,公共场合如此高调张扬、出手阔绰和前呼后拥的,绝对是很难想象的。事后我问穆达西,他在孟加拉的家,是否就是类似的光景,有点不好意思的穆达西没有作正面回答,只是说,现在欧洲住久了,回去探家时确实都感到不惯了。

东经日本饭店位于维也纳市中心闹中取静的一隅。虞老板号称出身旧上海的世豪之家,父亲是国民党时期的司法部高官,后随蒋介石退到台湾,家道中落一蹶不振,这个昔日的执侉子弟流落到奥国,在异国他乡邂逅了一名南韩女子,最终娶其为妻,据说女方祖世货殖家赀颇丰,马克思说过,婚姻是“成员在共同生活中结成的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,”于是一个落难的穷小子,透过婚姻咸鱼翻身,这是虞老板的过人之处。

因为有过在篁园饭店当侍者的资历,我被破格免除常规试工,即日走马上班。东经饭店是一家维也纳为数不多的日本料理,职工队伍就像一个迷你移民社会,其中有中国人,日本人,韩国人,印度人,新加坡人,马来西亚人,巴基斯坦人和南斯拉夫人。装点门面疏忽不得,外面的跑堂除了我以外,其余的四位都是日本人,后厨为杂牌军,照样可以整出美味佳肴,是否正宗无关紧要,反正能忽悠欧洲人就行。我的日本同事两男两女,分别为莫里莫笃,塔库,妮基章和希露科。

莫里莫笃已有五十来岁,瘦高个子四肢细长,带着圆圆的眼镜,长得活像地雷战中的工兵小队长。年轻时期的莫里莫笃也确实是个电影演员,从剧照上看来,尽演一些反派角色,善于自嘲的莫里莫笃,从来不讳言自己只是个三流的戏子。当年因为拍摄外景来到奥国,爱上了维也纳也就留了下来。塔库是个年轻小伙子,以东方人的标准来看,高大魁梧,英俊潇洒。小巧玲珑的妮基章算得上是个日本美女,比塔库年长不少,所以她和塔库的情侣关系虽然众人皆知,但是并不公开,反映了东方人固有文化的拘谨。

希露科是个传统端庄的日本女子,但是并不妨碍她的少女时代,充满对欧洲的憧憬,日本人骨子里实际上十分崇拜欧美文化。豆蔻年华的希露科,通过鸿雁传书结识了一个奥国男子,于是只身飘洋过海,来到此地与其结为连理。此类的爱情来的快去的也快,不久负心的西洋丈夫离家出走,留下独守空房的东洋妻子。

从世界各国人口密度排名看,孟加拉国第一,日本位于第二,在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之下,日本非但不把人口当作发展的包袱,反而视为宝贵的资源。即使是二战后的经济极端困难时期,也不见有大批日本国民移民海外,这是一个值得相关学者研究的现象。除了短期访问和留学以外,维也纳的日本侨民几乎是绝无仅有。当问及我的日本同事,他们为何长期侨居西欧,他们的回答是,因为已经习惯了欧洲闲云野鹤般的逍遥生活,再也不能适应日本的快节奏社会。尽管侨居奥国多年,四个人都保留有日本国籍。他们来到西欧的背景与动机,和第三世界的移民大相径庭。

上班之际妮基章和希露科,穿着从中国唐代服装演变而成的和服,趿拉着木屐,衫襟的“V”字型合拢处系上带子,虽然没有西方式女性曲线的凸显,不过那种似脱而未脱的感觉,显示一种东方含蓄美的同时,不失庄重和宁静,传递了一种令人浮想联翩的意象,其中包含有家庭,女性,安全和归属感。当她们出现并且侍奉客人的时候,那种实际上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僭越,用在浅薄的欧洲客人身上确实十分奏效。

寿司和刺身是日本料理主打产品,实际是掺上酒醋的米饭,用海苔或紫菜卷成,配上三纹鱼和金枪鱼等生鱼片,蘸绿芥末泡姜食用。莫里莫笃告诉我,古代日本渔民出海打鱼,带上船的饭团事先拌上清酒和醋,起到防止变质的功效。同时因船上没有火,也就只能生吃捕上来的鱼,这就是寿司刺身的由来。由此可见,说到饮食文化,日本料理和中国烹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

奇怪的是和后者相比,日本料理虽然价格昂贵,欧洲人却趋之若鹜,实际上还是先声夺人的国力影响所致,归根到底是文化霸权的潜意识作祟。日本是西方富国的一份子,对于西方价值观亦步亦趋,在日本饭店用餐或者请客,除了有东方的异国情调以外,上流社会的欧洲人没有辱没身份之虞。由此看来,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强盛,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。

饭店里除了传统的日本料理,还有较高档次的日式铁板烧。选用最上乘的新鲜材料,如龙虾、带子、鲍鱼,鹅肝和神户牛肉等,直接在餐桌上高热的铁板快速煎烤烹调。享用日式铁板烧是地位财富的象征,当然以此请客是一种特殊的礼遇。铁板烧厨师身穿洁白的衣服,带着红色的围脖和高帽,先在铁板上切割鱼肉,其后如同美国西部电影中牛仔的动作,将明晃晃的尖刀在手掌心飞快转动,突然嘎然而止,潇洒地插入栓在腰带上的刀套之中,看得瞠目结舌的欧洲人,可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...





《萍踪传书》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在上海书城上架,并且被上海市图书馆等国家和公共图书馆收藏。

 樓主| 發表於 2016-4-15 21:55:54 | 顯示全部樓層
萍踪传书(作者:李敏)(原创)


东经饭店生意兴隆,并且不乏达官贵人,其中的常客有国会议员,内阁部长,知名的撰稿人和节目主持人,以及各路社会名流。某晚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,三位客人走进饭店,由迎宾侍者带到沿街窗边的餐桌坐下,这时候我们发现来客是联邦总理夫妇和他们的司机。奥地利联邦总理弗朗茨•弗拉里茨基身材高大,风姿特秀,目光如炬,若岩下电,这位前篮球运动员是欧洲诸国社民党党魁中佼佼者,不仅在奥地利深得民心,而且在整个西欧都是口碑极佳,和瑞典已故的社民党前主席和前首相奥洛夫•帕尔梅齐名。

联邦总理夫妇怡然自得地用着餐品着酒,没有引起周围人们的特别注意。每次我上前服务司酒的时候,总理先生都会微笑说声:“谢谢。”不久,周边的客人看来都认出了他们,但是除了微笑以目光致意,没有丝毫的轰动,也无人上前打搅总理伉俪私人饭局的雅兴。

莫里莫笃深有感触地说,“在日本,虽说也是西方世界,如果首相出行,必然前呼后拥,所到之处事先一定有严格的保安措施。这里的政治家行事如此低调,尽量以不扰民为准则,实在令人感叹”。巴基斯坦裔的调酒师库斯插言道:“在我的老家,内阁总理外出,必定所经道路封闭,沿途戒备如临大敌,闲杂人等一律驱散。堂堂奥地利联邦总理夫妇,到维也纳一家外国饭店用餐,竟然连警卫都没有一个,若非亲眼目睹岂能相信。”

有一天的中午,维也纳市长和亲友一行到东经饭店聚餐。器朗神俊的市长赫尔穆特.齐尔克,是拔萃国举的奥地利社民党元老,民望极高,德高望重。他在维也纳市长任内,完成了许多市政利民工程,如大兴土木地建造大量公房,力推普通市民安居工程;大规模扩建维也纳垃圾发电和集中供暖系统工程,推动绿色能源的发展,为世人所瞩目。赫尔穆特.齐尔克市长十分亲民,声音洪亮,语速急促,是欧洲人中少有的大嗓门。他的媒体出镜率很高,几乎每天电视的维也纳时政新闻,都能见到关于这位市长各种繁忙公务的报道。

维也纳市长让亲友们在餐桌边坐下,自己却到饭店各处和所有的客人握手,连我们这些外国店小二也不例外,他问我,“饭店里炙热的铁板烧,令人感到太过闷热,应该安装空调为佳。”我回答道,按照法律,饭店安装此类设备,需要通过房东,并且征得相关居民的同意方可,听说老板和房东交涉多次,至今没有确切答复。市长叮嘱道,私人宴请结束以后,让我将房东的电话号码交付于他,他会电告房东为饭店说情。

私人派对进行到一半的时候,疲惫的市长居然在餐桌上打起盹儿,所有人都压低了声音,不忍心打断他的磕睡。聚会结束以后,当我们把客人送到店门前,市长回过头说,“年轻人,你可忘了给我电话号码”…一周后饭店得到房东的通知,因为市长的求情,中央空调的安装得到允许。一个日理万机的市长,勤勉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,毫无作秀之嫌,甚至对于一家无足轻重的外国食肆也毫无例外,看来已经成为这位奥地利父母官的职业习惯。莫里莫笃说道:“这里的政治精英真正做到了‘官小想大事,官大想小事’,” 库斯感叹道:“想大事也好,想小事也好,关键是他们都做好事!”

维也纳又被称为“红都”(奥地利社民党是左翼政党,又称为红党),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市长,垒块有正骨,赫尔穆特.齐尔克一贯为中下层民众谋福利,同时十分善待第三世界的外国移民,因此遭到极右势力的忌恨。市长赫尔穆特.齐尔克习惯亲自阅读每封人民来信,在一次拆信中,暗藏其内的邮件炸弹爆炸,他的手臂受到重创,从此成了残废,但是并不因此生出怨艾之心。这则消息震动整个西欧,各国政府纷纷谴责凶手慰问维也纳市长。市长出院以后照常上班,走街串巷,关心百姓疾苦,谈笑风生,若无其事,只是他截去手指的右手上多了一只黑色的手套。

赫尔穆特.齐尔克曾经三次当选维也纳市长,殚精竭虑,勤政为民,从不懈怠。卸任后老百姓又要推选他为奥地利总统,众望所归,胜券在握。这位胸怀磊落的政治家却说,自己年轻时代是一名记者,因为从政不得不放弃自己爱好的职业。现在年龄大了不可恋栈权位,希望能够回到媒体,以酬自己平生的夙愿。于是急流勇退的赫尔穆特.齐尔克,成了奥地利电视台年龄最大的主持人,然而他主持的节目收视率为奥国之最。

2008年这位维也纳老市长逝世,位于维也纳十六区的威廉米纳医院宣布,享年八十一岁的赫尔穆特.齐尔克博士,平静地死于心脏衰竭。在市政厅哀悼仪式的当日,维也纳市成为空城,市民纷纷前往吊唁,悼念这位爱民如子的前市长。沿着通往维也纳郊外墓地的道路,黑色灵柩车徐徐前进,街道两旁站满了送行的人们,“埋玉树着土中,使人情何能已已!”场面非常感人。

在维也纳最投缘的饭店老板是阿威,我有幸在他手下打工,倾盖如故,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。此地华人社会浙江籍为主干,广东老乡少之甚少,因为母亲原籍为珠江三角洲,我自小会讲广东白话,没想到如今在万里之遥的奥地利,竟能派上了用场。能够招收到一名讲粤语的伙计,来自广州的老板阿威喜出望外,如获至宝。我们后来也成了深交莫逆。

尚湖饭店位于维也纳工薪阶层的区份,饭店门口是幽静的林荫道,虽然这里没有高尚区的贵族气息,却也不乏维也纳市井特有的渊雅意趣。维也纳最迷人惬意的季节,是风和日丽的夏天,届时在法国梧桐树下支起大伞,我们在人行道安放桌椅,人们坐在这里,一边品尝美味佳肴,一边享受幽雅洁净的街区环境。

那个年代在维也纳,不但做饭店生意能够赚钱,炒卖饭店也同样可以发财。由于餐饮业的买卖兴隆,意欲创业致富的大有人在,希望合法打工的华人更是不计其数。于是华侨社会出现了一档子生意,一些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而且头脑灵光的老板,先行投资装修饭店,由于是新饭店,可以申请数张外国人工作许可证,然后将饭店连同工作许可证,高价转手给下家谋取暴利。可谓“击鼓传花”,尚湖饭店转到阿威名下,已经是第三手了。有道是,上杆子的不是买卖,目不识丁的阿威夫妇,初来乍到,当时可是出了最高价给盘下来,从此夫妻双双让饭店牢牢给拴住了。




《萍踪传书》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在上海书城上架,并且被上海市图书馆等国家和公共图书馆收藏。


發表於 2016-9-10 19:37:18 | 顯示全部樓層
李敏:你好!好久不见!在这里看到你了。
 樓主| 發表於 2017-3-30 11:35:47 | 顯示全部樓層
萍踪传书(作者:李敏)(原创)



彼琪芙姗莉科专好结友,又喜风月,呼朋引类,又道是欢娱嫌夜短,寂寞恨更长。每晚结束工作以后,老板娘便与一群年轻食客在酒店的餐厅酗酒,畅饮酣酒,通宵遣兴,用过量的酒精来刺激自己。看得出她有着数不清的朋友,正如与我私交很好的总台经理斯蒂夫所说:“So much money, so many friends。”意思是说,有多少钱就有多少朋友,看来世间不少哲理,东西方都是相通的。

彼琪芙姗莉科身边牵马坠蹬的帮闲不离左右,年轻男子前呼后拥,有给她遛狗点烟的,也有插科打诨给她逗乐的,可谓“利之所在,无所不趋”。然而,女主人十分孤单,这一点连她自己也很清楚,否则用不着咨嗟愁闷,醉生梦死,天天灌黄汤以麻醉自己。套用社会主义的术语来说,这就是“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”。这样的现象的确不甚合理,社会若由一群病态的人控制着,人类无疑毫无希望可言。问题是我们总不能生活到月亮上去,一般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一层。

过了新年以后不久,突然接到通知,整个大酒店进行大扫除,里里外外,上上下下,不许有任何的死角。我们全体员工出动,足足忙活了好几天,张灯结彩,焕然一新。我心中不禁纳闷,黄土垫道,净水泼街,莫非是哪位领导莅临指导?后来才知道,每年一度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周即将来到,届时酒店将住进一位尊贵的客人,就是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。当年因被卡拉扬挑选为《安魂曲》的独唱男高音,他从此名扬四海。这位歌唱家终生不忘其提携之恩,凡是指挥家卡拉扬主办的音乐节,他几乎每次到场演出助兴。同时帕瓦罗蒂又是我们老板的好友,每到萨尔斯堡演出必定住在四季酒店。

帕瓦罗蒂下榻于我们酒店的日子里,住店客人爆满,尽是从世界各地飞来的歌迷,希望能够一睹这位歌王的风采。最忙的就数女主人彼琪芙姗莉科,陪伴左右,容光焕发,竭尽地主之谊。帕瓦罗蒂酷爱牛排,有亲自下厨的嗜好,每天由女主人陪同来到厨房。出身贫寒的歌王平易近人,和大家握手致意后,即系上围裙,一边在火炉上煎牛排,一边用他充沛丰满的嗓音哼着歌。

当帕瓦罗蒂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时候,说自己一年前在北京举行了独唱音乐会。我对帕瓦罗蒂说,就像不少中国大学生一样,自己也会唱他的保留曲目“我的太阳”, 帕瓦罗蒂让我试试,我扯了嗓子唱了几句,结果全场轰动。帕瓦罗蒂被逗乐了,这位大块头的“高音C之王”的笑声,瞬间穿透了整个空间。

到了萨尔斯堡以来,进入海外游子标准的半工半读状况,开始了漫长艰难的移民工程。浓重的孤独感挥之不去,时而消沉,时而振作,心想当年的鲁滨孙,是花费了多长时间和多少痛苦的折腾,才最终适应他的孤岛生活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,人们往往在孤独中思考,从而在思考中升华,这也是人生的一种辩证法。

前半生最充实的,莫过于插队回城后的大学生活,清苦但是有所实在的追求,生活的意义也就在其中了。后半生是否可以回复到这样的状态,自己心中可没有一点底。眼看要进入不惑之年,不过依旧有着一颗童心。除了无休止的工作就是繁重的学习,书本成了最好的朋友。“何谓享福之人?能读书者便是”,现在可是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。

到海外最大的益处,是开始认识人类不同社会现状的全貌。接触和体验西方生活的同时,更加深了对东方的理解。人类目前两种经典的社会模式是一种有趣的现象,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曾有过一句名言,如果要培养青年对西方的抵制情绪,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到西方社会生活一段时期,反之亦然。纳赛尔将埃及才俊分别送到冷战的美苏,果不其然达到效果。就像地理气候条件无法与中国媲美一样,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,欧洲的文化思想远不及中华的深沉博大。自打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满身伤痕,终将重新崛起,可惜我辈不一定能看到这一天,想到这里,心中有着无尽的悲哀。

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•马斯洛说过,自我实现的人,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焦虑,空虚和孤寂,也不会有自卑感或卑微等不健全的感情。看来若要在充斥残忍博弈的海外移民战场取胜,首先还得战胜自己,应了老子的“胜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”的说法。奔赴海外奋斗的移民,克己勤俭忍耐寂寞成为常态。不过正因为“俭可养廉,静能生悟,”久而久之,自会滋生一种奇妙的体会:“觉茅舍竹篱,自饶清趣;即鸟啼花落,都是化机,”对于自强不息的自己,这无疑是生活一种美好的馈赠。

光阴似水,日月如梭,韶华迅速,学业完成。我被破格擢拔接替了塞登古罗伯的工作,虽然成了餐饮部的经理,在酒店旺季的时候,时不时还是到伙房帮衬厨师长瑞耐。至于女主人彼琪芙姗莉科的私人中餐大厨,当然还是非本人莫属。通过家属团聚的移民程序,妻儿顺利到达奥国。多年不见的儿子,虽然长大不少,却和我生分多了。物华天宝的萨尔斯堡令人难以割舍,然而京城毕竟是首善之地,我打算把三口之家安到回旋余地更大的维也纳,也就开始列入议事日程。

一天公主和我谈话,说是有个西欧信托基金正在招聘职员,如果感兴趣的话,她可以推荐我一试。仿佛是命中注定的,我们这一代人“戏路子宽”,就像微观世界的量子能量跃迁,角色跳跃式变化频繁,有着变幻莫测的生活轨迹,难以预言。不管当事者愿意与否,所充当的角色之间,甚至于不允许有任何缓冲和过渡。人到中年的我,多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常态。离开四季酒店原本也只是退身之计,既然进身之阶就在眼前,同时也是为了不拂公主的美意,前去应试,结果倒是顺利通过。

和酒店同事们分手之际,大家彼此依依不舍。我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,向老总彼琪芙姗莉科道别。她一边优雅地抽着细长的女性香烟,一边对我说,许多欧洲的高门大族,包括公主和她,都是这家信托基金的老主顾,按理说应该是个不错的去处。我的离职虽然令她伤感,不过彼琪芙姗莉科祝福我前程似锦,嘱咐今后若有不如意之处,欢迎随时重返施华洛世奇公司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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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7-8-17 17:55:25 | 顯示全部樓層
萍踪传书(作者:李敏)(原创)





一开始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,一则可以有宽阔的视野,二则和卢卡斯轻松地聊天。史密斯和曼弗雷德在后座絮叨同学之谊。曼弗雷德有一段时间曾经在M公司的大中华区总部工作,趁停车加油之际,我和史密斯调换了座位,坐到后排与曼弗雷德交谈。曼弗雷德会讲些中文,甚至于粤语,这是因为他在香港居住过的原因。实际上一个工作周的相处,我们彼此已经相当熟悉,曼弗雷德欣赏东方文化,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。

轿车在平滑的公路上飞奔,左侧窗外是一片青色的湖水,波光粼粼,白帆点点,湖边泊满了私人游艇,甚是壮观。曼弗雷德一边让请我纠正他的中文发音,一边兴致勃勃地回答问题以满足我的好奇心。曼弗雷德说,跨国公司的特点归纳起来无非是,一则将母国的文化价值体系,通过经济活动传播到世界,二则具有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,如沃尔玛和麦当劳,三则具有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,如世界级品牌,按照这样的标准,港台地区虽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大企业,不过能够称得上跨国公司的几乎没有。

他接着说,一个企业可以做地产,贸易,加工制造,一段时期中可能聚集资产迅速做大,若要踏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,就没有那么简单。上述的价值体系,商业模式和核心竞争力都涉及的一个文化问题,归根到底是企业乃至一个民族的软实力问题。作为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,跨国公司西方国家的比例占到百分之九十,可见其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影响之大之广。二十世纪三十年巴西阿根廷等国,和美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,而现在能够相提并论吗?这就是所谓的拉美模型,又称为中等收入陷阱,掉到下面再也上不来了。

曼弗雷德告诉我们,台湾有的企业规模很大,生产能力也强,产品具有价格优势,但是鲜有高端品牌,高附加值产品更是不多见,长此以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,也就势在必然,因为劳动力更便宜之地有的是。另外,现代化企业不以规模取胜,西欧不少中小企业的员工才数百人,但是其产值和利润却超过远东上万人的庞大企业,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,如意大利一些顶级品牌的制鞋制包企业,其利润是第三世界相关企业无法比拟。说到这里他笑道,“李,你原先在意大利干过,那边的情况可是再熟悉不过了。”我点点头承认此言不差。

当问到他对中国企业的看法时,曼弗雷德抚摸着前座全桃木乳白色真皮靠背,说:“中国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,劳动力和原材料以及能源是该行业三要素,根据刘易斯拐点的理论,人口红利终究会渐渐消失,而且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早已虎视眈眈,比如同属亚洲地区的越南和印度,至于能源和原材料更是不可再生,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,如果透支了宝贵的有限资源,子孙后代如何是好?”对于我们的国家,没想到一个外国人能够说出这些道道来,作为中国人我羞愧难言。

行驶过程中除了风阻声音以外,密封性很好的汽车显得很安静。曼弗雷德接着说:“荷兰是个没有资源的国家,无奈之中自己走出一条路来。我相信中国最终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中国以很高的代价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商品,却只有百分之五的收益。中国人有句名言,人无远虑必有近忧,我想,现在中国企业应该开始争取控制整个产业链,也就是中国要素不仅仅定位在世界加工厂,同时要配置到技术专利,向海外开发市场进入销售环节。”

卢卡斯把车子开得四平八稳,大家可以从容欣赏窗外宜人的风光。西欧的夏日田园长满了薰衣草,有天蓝,深紫,粉红和洁白等色,优美典雅,颖长秀丽,远处一对情侣骑着大功率摩托车在葡萄园中行进,好像经典好莱坞影片中的意境和场景,唤起人们对未来美好向往的憧憬。

夜幕降临时分,我们进入卢森堡的境内。依托漆黑的背景,奔驰车强大的车灯威力无比,把前程照得一片明亮。车厢里面桃木条状遮檐下的内饰灯散发着梦幻般的光线,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情调。在路边的一家饭店用了自助餐,我们重新上路。到达首都卢森堡市下榻的宾馆之际,当空一轮明月,我看了一下手表,已是晚上九点。

卢比荷三国缔结有经济和关税同盟,世人称之为“三剑客”。卢森堡是欧洲大陆硕果仅存的大公国,虽然大公的头衔起源于旧时诸侯的封号,其地位处于国王和公爵亲王之间,实际上是和国王甚至皇帝平起平坐的君主。和卢森堡相似的还有欧洲的摩纳哥,安道尔,列支敦士登和大洋洲的萨摩亚,不过它们的国号为公国,少了个“大”字,因为是和卢森堡大公国相比,这些袖珍国家显得更小的缘故。

关于卢森堡大公亨利的生平轶事,我住在萨尔斯堡期间,曾经从公主殿下那儿听到一些。亨利大公的舅舅是比利时国王,历史上卢森堡和英国,瑞典,丹麦,挪威,荷兰,西班牙的王族有血缘或姻亲关系,欧洲皇家大多沾亲带故,当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顿的两国王室也是亲戚。卢森堡的王后出身平民,是亨利大公在大学相识的古巴裔瑞士籍的姑娘,这对堪称欧洲王室模范的夫妇伉俪情深,生育了五个子女。当今世界不少地方讲究门当户对,欧洲王族却早已淡泊门第,对比之下令人感叹。

欧洲最年轻有为的立宪君王亨利大公,年青时代分别在英国皇家军事学院,瑞士日内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,完成了良好的高等教育,他精通多国语言,酷爱文学,音乐和体育,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典范。亨利大公是位经济学家,卢森堡的经济在他的宏观调控之下,显得欣欣向荣。亨利热衷于生态领域,致力于绿色环境保护,这个号称“欧洲美丽露台”的小国,绿水青山,没有丝毫污染,无疑和这位大公不懈的努力有关。现在来到这里,可以亲眼目睹这位大公治下的卢森堡,心中充满好奇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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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7-8-23 20:10:57 | 顯示全部樓層
萍踪传书(作者:李敏)(原创)





卢森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,人均GDP居世界首位。虽然只有弹丸之地,卢森堡既是欧盟经济实力最强,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,可谓“古之兴者在德薄厚,不以大小也”。极低的失业率和极高的人均收入,为世人所瞩目,这里的老百姓认定,卢森堡半个世纪以来之骄人成绩,与亨利和历代大公密切相关。造福于民的卢森堡王室受到百姓拥戴,也就在情理之中。欧洲王室没有了昔日的封建色彩,也不见有腐朽没落的迹象,平民化的立宪君主们几乎清一色为学者型和道德楷模,这一点值得当今的社会学家好好琢磨。

卢森堡人和比利时人同文同种,祖先都是高卢种族。历史上卢森堡先后为西班牙,法国,奥地利,荷兰和普鲁士占领过,虽然在十九世纪的“伦敦条约”中被确认了中立地位,但是卢森堡却没有同样是中立国瑞士那样的好运。二战期间德军眨眼的功夫就扫平了这个小国,卢森堡大公出逃流亡海外。

饱经战火蹂躏的卢森堡人从此得出一个结论,中立并非可以保证不挨打,战后放弃了中立而入盟北约。北约的成立将好斗的欧洲民族撮合一起,结束了以往列强们相互厮打的历史。这种军事组织的设计概念,是为了避免强权之间燃起战火而一致对外,在这个保护伞下面的小国从此高枕无忧。

第二天是星期日,一早我们在宾馆餐厅共进早餐,然后分兵两路,荷兰同事上教堂作礼拜,我和史密斯驾车闲逛夏日的皇城。史密斯对卢森堡市了如指掌,他一边开车一边做导游,喋喋不休说个不停。史密斯告诉我,卢森堡的钢铁业和金融业驰名天下,银号钱庄比比皆是,实行的是类似瑞士的银行保密法,全世界有钱人无论黑白两道蜂拥而至,把金钱放在这儿晚上睡得安稳,卢森堡是继瑞士之后另一个避税天堂。

古城卢森堡市据说是一千年前开始兴建,阿尔泽特河和佩特鲁斯河从城市中穿过,犹如两条随风起舞的玉带,百余座形态各异的桥梁相连两岸的城区。经过宪法广场之时,史密斯指着远处的夏洛特桥和阿道夫桥,告之这是两座当地最大的古桥,横跨山谷如同天堑,远观悬崖峭壁苍翠斑驳。宪法广场是观赏 卢森堡闻名遐迩的“大峡谷”最佳地点,不过和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相比,它简直就成了一个细致入微曲径通幽的精致盆景,色彩斑斓,优美秀逸,很是耐看,不乏险峻绮丽,超凡脱俗。

宪法广场四周有国家银行,大钟楼和一些中世纪建筑。宪法广场中央竖立着塑有胜利女神的纪念碑,纪念一战中阵亡的三千多名卢森堡军人。宪法广场的对面即是圣母教堂,从广场的两侧可以进入两个炮台。我们把车停下了,从宪法广场左侧拾阶而下,从百余米的石阶下来到千重翠的谷底,林木森森,荫翳蔽日,竟然有一条林荫道,只见两边绿肥红瘦,抬头仰视,别有洞天。高架石桥,横空出世,连接峡谷南北两岸,为城市蔚为壮观的地标。峡谷有条清澈见底的山涧,山清水秀有了仙灵之气,悠游其中如入天下绝境。

我们先来到老城区,这里中世纪的建筑鳞次栉比,风格大多和布鲁塞尔的相似。三个尖顶的圣母院大教堂建于十七世纪,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这里举行过一次轰动欧洲的盛世庆典,就是卢森堡第五任大公让和比利时约瑟芬•夏洛特公主的皇家婚礼,现在继位执政的亨利大公就是他们的爱情结晶。大公王宫据说是卢森堡最经典的建筑,是一座带有高塔的文艺复兴式建筑,可惜没有对外开放。我们在卢森堡王家花园逛了一圈,只见阳光和煦,万紫千红,一片生机勃勃,令人流连忘返。

卢森堡又被称为森林之国,因为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土为茂密的森林所覆盖,秋山明净而如妆,空气之清新,乃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。环抱于青山绿水中的各种古城堡时隐时现,错落有致,一种童话式的梦幻油然而生。 卢森堡马路上没有都市通常的车水马龙,行人廖若晨星。我们的汽车在十字路口暂停片刻,四周张望,无论哪个方向,只是掠见人间仙境一般。如果漫步于缓缓流淌的小溪边,或者徘徊于鸟语花香的古道深巷中,不禁突发奇想,莫非这就是人们苦苦寻觅的世外桃源。同是金融之国,论环境的幽静闲雅,论市民的热情好客,和瑞士国相比无疑更胜一筹。

说起卢森堡不计其数的古堡,实际上是弱小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遗迹。卢森堡处于兵家必争之地,四面强敌虎视眈眈,唯有深挖洞广积粮才可能躲过浩劫。从军事的角度来看,这些都是一流的防御工事,据说每个城堡下面修建有密密麻麻的地下迷宫,和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游击队相比,同样善于打地道战的卢森堡人毫无逊色。

卢森堡的国际地位可谓显赫,许多国际和欧盟机构,如欧洲法院,欧洲投资银行、欧洲金融基金会在此落户,同时还容纳成百上千家国际大银行和大企业,成为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。首都卢森堡市是全球排行第八的金融投资市场,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之基金管理中心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卢森堡的阿塞洛尔•米塔尔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,我们的汽车在其总部大楼前减速慢行,史密斯告诉我,这个卢森堡第一大企业,在六十多个国家设有分部,海外员工达三十多万人,然而卢森堡的人口统统加起来仅有五十万!小国家大浪漫,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,却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巨无霸跨国企业,简直不可思议。
 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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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7-10-25 19:52:43 | 顯示全部樓層
萍踪传书(作者:李敏)(原创)





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二十多年期间,在周边强权俄国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淫威之下,波兰先后三次被瓜分以至于从欧洲地图上被彻底抹掉,亡国长达一个多世纪。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机械化部队对波兰发动闪电战,波兰骑兵挥舞冷兵器时代的军刀,向敌人火力强大的坦克集团军冲锋,以血肉之躯杀向钢铁巨兽,惊天地泣鬼神,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绝唱,从中可以验证历史学家的共识: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造就了波兰人倔强悲壮的民族性格。

多灾多难的命运并没有使其成为浑浑噩噩的民族,波兰出了不少世界顶级的伟人,如奠定现代天文学基石,日心说创立者的哥白尼;先后两次获诺贝尔奖,为人类揭示原子世界的居里夫人;以及西方古典音乐大师,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钢琴家肖邦。人们不禁做如此想,一个民族可以被打断脊梁,可以衣不蔽体,食不果腹,但是绝不能够自甘堕落,没有了思想和灵魂。

波兰首都华沙建于公元十三世纪。维斯瓦河由南向北纵贯市区。在波兰语中华沙是个美丽的名字,正确的发音为“华尔沙娃”,源于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。是说当年有一对名叫华尔西和沙娃的情侣,克服千难万苦,历经艰辛,乘坐方舟顺流而下,来到此地建立家园,成了波兰人的祖先亚当夏娃。据说感动了河水中的美人鱼神仙,上岸作了他们的见证人和庇护者。这个动听的传说,是在飞往华沙航班的公务舱上,听由一位标致的波兰空姐娓娓道来。

坐在空中客车的舷窗边,可以窥视湛蓝的天幕和羊毛般卷曲的云絮,飞机的副翼和水平尾翼同步摇动,感觉到机身正在平稳降低高度,大家意识到不久要飞抵波兰首都华沙的上空。现在可以看清楚地面,首先摄入眼帘的是秋色连波的维斯瓦河,与碧云天交相辉映。绿化了的华沙城赫然出现在两岸,重建的古风格建筑出没其中,可以辨认出大桥上熙熙攘攘的行人,就像络绎不绝的蚁群,好一派的生平气象。

要知道,当年的华沙城被德国空军夷为平地,维斯瓦河上的桥梁均被付之一炬,所有建筑民居化为乌有,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鬼域,断碣残碑,满目苍夷的瓦砾堆中到处是没有引爆的炸弹。闾井荒凉渺无人烟,败宇颓垣断桥枯树,尸骸无主,乌鹊与蝼蚁相争;鸡犬无依,鹰隼与豺狼共饱。据说当时欧洲战区的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认为,恐怕华沙的重建需要一个世纪也未可知。古人说的一点没错: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。

二战结束以后,华尔西和沙娃的子孙重建家园,其速度之迅捷为世界之最,被世人誉为闻名天下的“华沙速度”。 战争前夕预见在劫难逃的建筑师们,对华沙街区和各地建筑物进行测绘,并且将资料藏匿在洞穴之中。 战后老大哥苏联认为应该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新面貌的华沙,但是倔强的波兰人坚持要把过去的文化遗产重新恢复过来,多达三十万的海外波兰侨民,一夜之间返回故国参加重建。

于是一座崭新的华沙城平地而起,再现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神话,不但恢复了千年古都的原貌,并且大大扩建了市区面积,将近千座古代建筑重现在人们面前。从不接受赝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例,将重建的华沙古城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冷战期间虽有意识形态之争,但是东西欧诸国都继承了共同祖先的遗产,即文化和历史最精华的部分,什么都能丢,但是老祖宗不能丢,这无疑是欧洲民族的聪明睿智之处。在现代急功近利的经济大潮中,一些新兴国家不知爱惜祖宗留下来的人文建筑,弃如敝履,波兰人却要在战火的灰烬中找回民族的灵魂,想到这里不禁唏嘘不已。

由于有远见的波兰政府誓言将华沙建成现代化的绿色环保之都,南北走向的维斯瓦河两岸苍翠满目,华沙成了世界上绿化率最高的都市之一。大小公园有六十多个,草坪,果园,林荫道和绿色小区覆盖全市,星罗棋布,夏日的华沙城生机勃勃,绿肥红瘦。当地居民人均绿地面积约八十平米,在世界各大城市之中,无出其右者。由于华沙首创将农家乐和都市绿化融为一体,周末居民可以在市区中星罗棋布的菜园当业余农夫,过一把田园生活的瘾。
 
临出发前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室,顶头上司和我有过一次谈话,免了开场锣的西奥对我说,他认为从旧有的经济体制而言,冷战期间的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着相似之处,和土生土长的西欧同事相比,我更具备在变革中的东欧开展工作的优势,西奥让我独立地放开手脚去干,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来到华沙以后,我们团队分成三个小组,各有各的任务,我和史密斯为一组。几十年被铁幕所隔离,东欧第一外语为俄语,一般人很少懂英语,波兰东道主给我们组配备了专职的翻译兼秘书,这就是新锐之才的波兰小伙子西格蒙。

西格蒙瘦高个,曲卷发高鼻梁大眼睛,刮了络腮胡子后发青的下巴,典型的白肤美男子。除了母语以外,能操英语,德语和中文的西格蒙后来告诉我,当得知我是个中国人,他自己要求到我们组当差,为的是能和我套近乎,加强学习中国语言。在他的请求下,非正式场合中西格蒙和我说中文,以训练自己的中文能力。迫于生活的竞争压力,即便同文同种,和通常一板一眼的西欧人相比,经历过社会主义熏陶的东欧人要显得精明许多。

当年因为成绩斐然,西格蒙作为公家交换生被派往北京学习,近年又曾游学香港台湾, 可以说是波兰年轻一代的中国通。他的志向是有朝一日赴大中华区淘金。具有犹太血统的西格蒙对我说,他崇拜十九世纪末在上海叱诧风云的英籍大亨哈同,西格蒙立志今生今世,要当一回新世纪传奇的远东冒险家。后来笔者回到国内工作之际巧遇西格蒙,发现他正在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。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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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7-12-4 18:40:28 | 顯示全部樓層
萍踪传书(作者:李敏)(原创)





西格蒙有个女友,是个家境优裕的西方姑娘,却深谙中国文化的精髓。这位同样会说中文的英国女博士,是他当年在中国留学期间的同学,后来双双堕入爱河成了恋人。虽然只是同居,两人已经有了爱情结晶。每次到他们家作客,丽莎一边哄吃奶的小子,一边和我大聊诸子百家,虽说只是女流之辈,和稍鹜于功利机巧,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男友西格蒙相比,身为学者的丽莎心态平和,颇具大家风范。在华沙逗留期间,工作之余西格蒙伉俪带我们到处游玩。

波兰东面与俄罗斯和立陶宛比邻,西面与德国为壤,南部紧挨着捷克和斯洛伐克,北面濒临浩瀚的波罗的海。十九世纪中叶波兰的资本主义开始全面取代封建主义,十九世纪下半叶彻底完成了工业革命,在西欧算不上先行者,但是还是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。

在波兰将近四千万人口之中,本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达百分之九十八,和移民比例居高不下的西欧各国不同,鉴于斯大林时代的封闭体制和经济状态,在东欧外国移民几乎绝迹。据说当时有若干东欧政治家提出,大量吸引西方的百姓归顺过来,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,但是不知怎么搞的,最后无疾而终,不了了之,一度成为贻笑大方的黑色幽默。

今日的华沙市完全复原了老城和新城的格局。维斯瓦河西岸是旧城区,集历史人文建筑之大成,大多数的名胜古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沿着南北走向的Nowy街散步,便可到达著名的华沙老城的中心广场。古代这里就是农贸市场,如今四周都是招徕旅人的咖啡厅,酒楼和旅游纪念品商店。华沙的历史文化以维斯图拉河岸为依托,围绕着城市中心广场发展起来。这里可见不少装饰有壁画,拱顶和游廊的房屋,其建筑风格不外乎是哥特式,巴洛克以及文艺复兴式。

当年“华尔沙娃”庇护神的美人鱼小铜像,躲在在城堡广场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,跑到跟前一看,手持刀剑和盾牌就是个波兰巾帼豪杰的形象。铜像下是一汪清泉,双手掬水挥洒在脸颊上,有着夏日冰镇的惬意。当年多亏美人鱼的守护,闻风丧胆的维斯瓦河水怪偃旗息鼓,从此不再兴风作浪。在二战的时候,华沙人挖地三尺,将铜像拆卸深藏,战后美人鱼才得以完璧归赵,重见天日。

Nowy街是华沙的香榭丽舍大街,不过规模没有法国的那般大。从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,就可以看出当年列强入侵和统治的痕迹。因为大量的绿化植被,城市街道一尘不染,整洁程度在东欧地区属于上乘,与西欧城市不相上下。沿街往南步行二十分钟,便到达肖邦公园,园内能够看到被誉为波兰之魂肖邦的巨大雕塑,舒曼曾称他的音乐像“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”。

由于害怕其精神感召力,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,肖邦音乐和军火一样作为严禁之列。长满奇花异草的公园居然也有孔雀和鸽子出没,令人想起维也纳的约翰. 施特劳斯公园。公园有个露天舞台,整个夏季每晚都在此举行纪念肖邦的现场音乐会。肖邦公园又称瓦津基公园,原为波兰国王的夏宫和皇家花园,公园湖中岛上的水上宫殿是华沙一景。

东道主把我们带到了位于华沙古城南侧五边形的华沙城堡,城堡西侧是一个王宫广场,那里的花岗石圆柱上是当年定都华沙的君主之铸像。城堡外观十分大气,具有王者风范。王宫画廊收藏的波兰国宝级的油画,展现了这个民族悲情与凄美的历史。二战期间华沙城堡被纳粹德国工兵炸成废墟,战后几十万波兰人义务参加重建,站在复活了的华沙城堡跟前,人们不禁感慨万千,产生了对于不屈不饶的波兰民族由衷的敬意。

华沙大学对面的圣十字教堂是个不能不去的地方,教堂中埋葬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莱蒙特和钢琴家肖邦的心脏。由于波兰亡国流亡海外,肖邦至死未能返回故土。这位一代音乐巨匠去世以后,按照遗嘱人们将其心脏,移回让他魂牵梦绕的祖国,安放在圣十字教堂的第二根柱子里,以慰英年早逝的亡灵,柱子上面刻有马太福音的词句“因为你的珍宝在那里,所以你的心也在那里。”

在华沙新城区,却是另外一番气象。如今还可瞧见当年遗留下来的苏式居民楼,一排排地列成队伍,除了门牌号码之类数字以外,没有个性,色彩单调。建筑风格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,看来是美学的重要含义。如今的新建筑式样多元新颖,采用了和西欧一样先进的建筑标准,材料和工艺。现代化的摩登建筑比比皆是,仿佛向世人表明铁幕时代的一去不复返。

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位居华沙中心位置的文化科学宫,这座被视为波兰和苏联蜜月期的建筑,是当年斯大林馈赠的礼物,过去一度是华沙最高的建筑,如今和那些隽爽风姿的新式高楼大厦相比,不免显得陈旧矮小自惭形秽。波兰经济转型以后,人们一直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,是否将这个冷战时代象征波苏特殊关系的历史见证物拆除,以此显示向西方投怀送抱的情愫。波兰人把毁于战火的所有历史文物一一复原,却坚持要把这座建筑从地图和记忆中抹掉,不依不饶的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心态,耐人寻味,发人深思。

东道主说,和所有“新欧洲”的东欧国家一样,波兰十分亲美,比起“老欧洲”的西欧国家,有过之无不及。原华约成员国纷纷倒戈,一夜之间和昔日的宿敌称兄道弟。昔日的盟主苏联现在不复存在,应了中国的古话:“势存则威无不加,势亡则不保一身”。然而这样高深莫测的国际政治,不是卑微的草民所能弄明白的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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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7-12-18 19:38:15 | 顯示全部樓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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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格蒙告诉我,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,波兰华侨历史不长,最早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这里。其中不少人赶上了那时候的“东欧贸易热”,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,留了下来生根开花。由于大多是做国际贸易出身,和西欧干传统餐馆业的华侨不同,波兰中国侨民之中不少拥有高学历和外语基础,但是即便如此,还是游离于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。和来自西欧的资本和跨国公司相比,异军突起的华商所做的生意,还只是局限于低端产品。
与早期慷慨的西欧诸国不同,后起之秀的东欧各国政府要精明许多。对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公民,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签证控制,如果说富裕的西欧需要输入外国劳工,那么相对贫穷的东欧只需要输入外国资本。到此地开公司当老板的欢迎,打工谋生连门儿都没有,况且也没有工作可找。所以在波兰的中国移民大多持商务签证,其中也有一些非法移民,暂且逗留此地,作为跳板,打算伺机进入西欧国家。

西格蒙是少有的当地中国通,初来乍到的中国商人,两眼一抹黑,即便是条强龙,也需找个地头蛇指条明道,全得仰仗他帮着通关系走路子,因此西格蒙成了华沙华人圈子中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当他带领我们来到市郊WOLKA KOSOWSKA的华沙中国城,发现这里的华商个个笑脸相迎,几乎没有不认识这位洋买办的。

铝合金玻璃幕墙结构的主体大楼竣工于九十年代,另有多栋集批发仓储,酒店,银行于一体的商业大楼,华沙中国城就像中国义乌商品市场在欧洲的翻版。这里进场的多国商家逾千家,据说出租率为百分之一百。华沙中国商城号称中东欧中国商品最大的集散地,也是欧洲地区中国商品批发中心的翘楚。

我们这次到波兰的任务,实地考察当地“靓女待嫁”的国有企业,同时和有关政府机构进行接触。九十年代波兰制定《私有化法》,成立了专门负责经济转制的“国库部”,对最具活力的行业和企业进行私有化,也就是把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,在征得职工同意的基础上,或者拍卖,或者转让,进入私有化的程序。东欧剧变之后,将经济能量聚集在私营成分之中是波兰基本国策。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,来自西欧的资金和技术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外资流入成为促进东欧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在欧洲波兰属于廉价劳动力的国家,经济转型以来,不少跨国公司都在波兰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基地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经济开发特区,无独有偶,东欧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。九十年代波兰通过法案并开始创办经济特区,旨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,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。

罗兹经济特区是波兰十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一个,有点象中国的深圳特区。类似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政策,波兰的经济特区也有减免外企所得税的优惠,吸引了不少来自欧美跨国企业的投资,其中包括西门子,ABB和飞利浦等国际性大公司。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,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波兰工业发展局的官员陪同,我们驱车到波兰第二大城市和罗兹省会视察。

波兰高速公路年久失修,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,鱼贯而驰的车队在颠簸中行进。窗外是一片波兰中部迷人的田园风光,排列成行的果林早已是硕果累累,路边树木黄叶飘零,村落农舍时隐时现,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句:“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。”同车的西格蒙耐心地回答问题,以满足客人们的好奇心。

西格蒙告诉我们,冷战时期,中东欧国家采用计划经济制度,故而积弊甚多,如果不适时变法,只怕要成积薪厝火之势。现在它们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之目的,无非是希望扩展贸易和引进资本,同时通过外部的竞争压力,倒过来逼迫本土企业升级换代,缩短和西欧国家的巨大差距。和西欧国家相比,紧赶慢赶的波兰人均GDP只相当于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。西格蒙用中文对我说:“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关系,用中国的俗话就是‘傍大款’。”我说,这样比喻有点不够厚道,不如用“传帮带”更为妥切。

不过以“达标”加入欧盟并不容易,无法蒙混过关,单单对于环保这一项标准,就非常的苛刻,要花费大量的财力,虽然欧盟会有所援助,大部分费用仍要中东欧国家自掏腰包。不过正因为如此,一开始就重视环保和绿色能源的建设,避免了新兴国家的通病:因急功近利而破坏生态环境和透支自然资源。欧洲政治家深谋远虑的睿智可见一斑。西格蒙又用中文对我说:“‘达标’无非是要达到一种效果,东西欧最终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,用中国的老话即是‘近朱者赤’。”看来他的中文是越来越进步了。

到了罗兹经济特区,我们先到当地最大的物流企业,开展第一轮合作意向的工作会议。在转轨的东欧国家中,波兰作为“民主私有化”,“工会领导之下转制”的典型,在西欧的我们早有耳闻。在波兰公共资产私有化过程中,公众参与度高,必须兼顾工会和社会保障责任,这种浓郁的经济民主意识似曾相识,实际上是从西欧拷贝过来的。

由于强大工会势力的存在,波兰的产权改革不能不充分顾及企业员工利益,匈牙利式的“向外资大拍卖”在这里是行不通的。“工会使投资者闻风丧胆”是波兰转型期的一道风景线,企业工会象征着波兰人的民族主义,它的强势往往使外资望而却步。所以我们在波兰的使命,虽然前途是光明的,但是注定道路是曲折的。

波兰有开“圆桌会议”的传统,八十年代末波兰政府和各界名流,坐到谈判桌旁共商国家大事,最后达成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共识。这种与会者平等对话的协商形式,据说源于中世纪初的故事,当年英国国王亚瑟和骑士们坐在圆桌周围,君主骑士之间不论座次,不分尊卑共商国事。现在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,面对众多工会干部,职工代表,企业领导成员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,亲历其境的人们可是真正领教了“圆桌会议”的含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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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格蒙告诉我,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,波兰华侨历史不长,最早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这里。其中不少人赶上了那时候的“东欧贸易热”,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,留了下来生根开花。由于大多是做国际贸易出身,和西欧干传统餐馆业的华侨不同,波兰中国侨民之中不少拥有高学历和外语基础,但是即便如此,还是游离于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。和来自西欧的资本和跨国公司相比,异军突起的华商所做的生意,还只是局限于低端产品。
与早期慷慨的西欧诸国不同,后起之秀的东欧各国政府要精明许多。对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公民,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签证控制,如果说富裕的西欧需要输入外国劳工,那么相对贫穷的东欧只需要输入外国资本。到此地开公司当老板的欢迎,打工谋生连门儿都没有,况且也没有工作可找。所以在波兰的中国移民大多持商务签证,其中也有一些非法移民,暂且逗留此地,作为跳板,打算伺机进入西欧国家。

西格蒙是少有的当地中国通,初来乍到的中国商人,两眼一抹黑,即便是条强龙,也需找个地头蛇指条明道,全得仰仗他帮着通关系走路子,因此西格蒙成了华沙华人圈子中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当他带领我们来到市郊WOLKA KOSOWSKA的华沙中国城,发现这里的华商个个笑脸相迎,几乎没有不认识这位洋买办的。

铝合金玻璃幕墙结构的主体大楼竣工于九十年代,另有多栋集批发仓储,酒店,银行于一体的商业大楼,华沙中国城就像中国义乌商品市场在欧洲的翻版。这里进场的多国商家逾千家,据说出租率为百分之一百。华沙中国商城号称中东欧中国商品最大的集散地,也是欧洲地区中国商品批发中心的翘楚。

我们这次到波兰的任务,实地考察当地“靓女待嫁”的国有企业,同时和有关政府机构进行接触。九十年代波兰制定《私有化法》,成立了专门负责经济转制的“国库部”,对最具活力的行业和企业进行私有化,也就是把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,在征得职工同意的基础上,或者拍卖,或者转让,进入私有化的程序。东欧剧变之后,将经济能量聚集在私营成分之中是波兰基本国策。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,来自西欧的资金和技术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外资流入成为促进东欧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在欧洲波兰属于廉价劳动力的国家,经济转型以来,不少跨国公司都在波兰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基地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经济开发特区,无独有偶,东欧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。九十年代波兰通过法案并开始创办经济特区,旨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,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。

罗兹经济特区是波兰十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一个,有点象中国的深圳特区。类似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政策,波兰的经济特区也有减免外企所得税的优惠,吸引了不少来自欧美跨国企业的投资,其中包括西门子,ABB和飞利浦等国际性大公司。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,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波兰工业发展局的官员陪同,我们驱车到波兰第二大城市和罗兹省会视察。

波兰高速公路年久失修,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,鱼贯而驰的车队在颠簸中行进。窗外是一片波兰中部迷人的田园风光,排列成行的果林早已是硕果累累,路边树木黄叶飘零,村落农舍时隐时现,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句:“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。”同车的西格蒙耐心地回答问题,以满足客人们的好奇心。

西格蒙告诉我们,冷战时期,中东欧国家采用计划经济制度,故而积弊甚多,如果不适时变法,只怕要成积薪厝火之势。现在它们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之目的,无非是希望扩展贸易和引进资本,同时通过外部的竞争压力,倒过来逼迫本土企业升级换代,缩短和西欧国家的巨大差距。和西欧国家相比,紧赶慢赶的波兰人均GDP只相当于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。西格蒙用中文对我说:“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关系,用中国的俗话就是‘傍大款’。”我说,这样比喻有点不够厚道,不如用“传帮带”更为妥切。

不过以“达标”加入欧盟并不容易,无法蒙混过关,单单对于环保这一项标准,就非常的苛刻,要花费大量的财力,虽然欧盟会有所援助,大部分费用仍要中东欧国家自掏腰包。不过正因为如此,一开始就重视环保和绿色能源的建设,避免了新兴国家的通病:因急功近利而破坏生态环境和透支自然资源。欧洲政治家深谋远虑的睿智可见一斑。西格蒙又用中文对我说:“‘达标’无非是要达到一种效果,东西欧最终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,用中国的老话即是‘近朱者赤’。”看来他的中文是越来越进步了。

到了罗兹经济特区,我们先到当地最大的物流企业,开展第一轮合作意向的工作会议。在转轨的东欧国家中,波兰作为“民主私有化”,“工会领导之下转制”的典型,在西欧的我们早有耳闻。在波兰公共资产私有化过程中,公众参与度高,必须兼顾工会和社会保障责任,这种浓郁的经济民主意识似曾相识,实际上是从西欧拷贝过来的。

由于强大工会势力的存在,波兰的产权改革不能不充分顾及企业员工利益,匈牙利式的“向外资大拍卖”在这里是行不通的。“工会使投资者闻风丧胆”是波兰转型期的一道风景线,企业工会象征着波兰人的民族主义,它的强势往往使外资望而却步。所以我们在波兰的使命,虽然前途是光明的,但是注定道路是曲折的。

波兰有开“圆桌会议”的传统,八十年代末波兰政府和各界名流,坐到谈判桌旁共商国家大事,最后达成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共识。这种与会者平等对话的协商形式,据说源于中世纪初的故事,当年英国国王亚瑟和骑士们坐在圆桌周围,君主骑士之间不论座次,不分尊卑共商国事。现在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,面对众多工会干部,职工代表,企业领导成员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,亲历其境的人们可是真正领教了“圆桌会议”的含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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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7-12-18 19:38:26 | 顯示全部樓層
萍踪传书(作者:李敏)(原创)





西格蒙告诉我,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,波兰华侨历史不长,最早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这里。其中不少人赶上了那时候的“东欧贸易热”,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,留了下来生根开花。由于大多是做国际贸易出身,和西欧干传统餐馆业的华侨不同,波兰中国侨民之中不少拥有高学历和外语基础,但是即便如此,还是游离于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。和来自西欧的资本和跨国公司相比,异军突起的华商所做的生意,还只是局限于低端产品。
与早期慷慨的西欧诸国不同,后起之秀的东欧各国政府要精明许多。对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公民,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签证控制,如果说富裕的西欧需要输入外国劳工,那么相对贫穷的东欧只需要输入外国资本。到此地开公司当老板的欢迎,打工谋生连门儿都没有,况且也没有工作可找。所以在波兰的中国移民大多持商务签证,其中也有一些非法移民,暂且逗留此地,作为跳板,打算伺机进入西欧国家。

西格蒙是少有的当地中国通,初来乍到的中国商人,两眼一抹黑,即便是条强龙,也需找个地头蛇指条明道,全得仰仗他帮着通关系走路子,因此西格蒙成了华沙华人圈子中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当他带领我们来到市郊WOLKA KOSOWSKA的华沙中国城,发现这里的华商个个笑脸相迎,几乎没有不认识这位洋买办的。

铝合金玻璃幕墙结构的主体大楼竣工于九十年代,另有多栋集批发仓储,酒店,银行于一体的商业大楼,华沙中国城就像中国义乌商品市场在欧洲的翻版。这里进场的多国商家逾千家,据说出租率为百分之一百。华沙中国商城号称中东欧中国商品最大的集散地,也是欧洲地区中国商品批发中心的翘楚。

我们这次到波兰的任务,实地考察当地“靓女待嫁”的国有企业,同时和有关政府机构进行接触。九十年代波兰制定《私有化法》,成立了专门负责经济转制的“国库部”,对最具活力的行业和企业进行私有化,也就是把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,在征得职工同意的基础上,或者拍卖,或者转让,进入私有化的程序。东欧剧变之后,将经济能量聚集在私营成分之中是波兰基本国策。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,来自西欧的资金和技术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外资流入成为促进东欧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在欧洲波兰属于廉价劳动力的国家,经济转型以来,不少跨国公司都在波兰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基地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经济开发特区,无独有偶,东欧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。九十年代波兰通过法案并开始创办经济特区,旨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,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。

罗兹经济特区是波兰十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一个,有点象中国的深圳特区。类似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政策,波兰的经济特区也有减免外企所得税的优惠,吸引了不少来自欧美跨国企业的投资,其中包括西门子,ABB和飞利浦等国际性大公司。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,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波兰工业发展局的官员陪同,我们驱车到波兰第二大城市和罗兹省会视察。

波兰高速公路年久失修,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,鱼贯而驰的车队在颠簸中行进。窗外是一片波兰中部迷人的田园风光,排列成行的果林早已是硕果累累,路边树木黄叶飘零,村落农舍时隐时现,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句:“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。”同车的西格蒙耐心地回答问题,以满足客人们的好奇心。

西格蒙告诉我们,冷战时期,中东欧国家采用计划经济制度,故而积弊甚多,如果不适时变法,只怕要成积薪厝火之势。现在它们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之目的,无非是希望扩展贸易和引进资本,同时通过外部的竞争压力,倒过来逼迫本土企业升级换代,缩短和西欧国家的巨大差距。和西欧国家相比,紧赶慢赶的波兰人均GDP只相当于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。西格蒙用中文对我说:“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关系,用中国的俗话就是‘傍大款’。”我说,这样比喻有点不够厚道,不如用“传帮带”更为妥切。

不过以“达标”加入欧盟并不容易,无法蒙混过关,单单对于环保这一项标准,就非常的苛刻,要花费大量的财力,虽然欧盟会有所援助,大部分费用仍要中东欧国家自掏腰包。不过正因为如此,一开始就重视环保和绿色能源的建设,避免了新兴国家的通病:因急功近利而破坏生态环境和透支自然资源。欧洲政治家深谋远虑的睿智可见一斑。西格蒙又用中文对我说:“‘达标’无非是要达到一种效果,东西欧最终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,用中国的老话即是‘近朱者赤’。”看来他的中文是越来越进步了。

到了罗兹经济特区,我们先到当地最大的物流企业,开展第一轮合作意向的工作会议。在转轨的东欧国家中,波兰作为“民主私有化”,“工会领导之下转制”的典型,在西欧的我们早有耳闻。在波兰公共资产私有化过程中,公众参与度高,必须兼顾工会和社会保障责任,这种浓郁的经济民主意识似曾相识,实际上是从西欧拷贝过来的。

由于强大工会势力的存在,波兰的产权改革不能不充分顾及企业员工利益,匈牙利式的“向外资大拍卖”在这里是行不通的。“工会使投资者闻风丧胆”是波兰转型期的一道风景线,企业工会象征着波兰人的民族主义,它的强势往往使外资望而却步。所以我们在波兰的使命,虽然前途是光明的,但是注定道路是曲折的。

波兰有开“圆桌会议”的传统,八十年代末波兰政府和各界名流,坐到谈判桌旁共商国家大事,最后达成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共识。这种与会者平等对话的协商形式,据说源于中世纪初的故事,当年英国国王亚瑟和骑士们坐在圆桌周围,君主骑士之间不论座次,不分尊卑共商国事。现在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,面对众多工会干部,职工代表,企业领导成员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,亲历其境的人们可是真正领教了“圆桌会议”的含义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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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8-2-12 22:21:05 | 顯示全部樓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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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筋疲力尽的我们回到下榻的酒店,西奥还要召集大家商议对策。近年来私人部门踊跃投资,内需消费的强劲攀升,使波兰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,按照我们事先的市场分析,这类经营与物流相关的运输,仓储和配送的企业,在经济起飞的波兰有广阔的发展天地。因为技术,资金和客户资源的优势,来自西欧的资本远比内资更受波兰人欢迎,西奥认为虽然拉锯战式的谈判令人生厌,工会的漫天要价无疑增加投资成本,但是正因为经历了较充分的讨价还价和广泛参与,具有产权配置公信力,一旦达成协议措施投资可以迅速到位,在工会,员工和政府的配合下,能够在市场条件下得以履行和顺利运营。

老谋深算的西奥告诉我们,位于波兰中部的罗兹四通八达,适合建立全国的物流中心,按照波兰政府的计划,两条主干高速公路将分别贯穿国境的东西和南北,并在罗兹交汇形成枢纽,届时对设立在这里的物流企业是一大利多。听了他的分析,我们这些入世不深初出茅庐的下属,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这种马拉松式的会议一连好几天,既冗长又枯燥。好在善解人意的东道主,会议期间安排我们在罗兹市观光,以便活络筋骨,活跃气氛,宾主之间也可联络感情。

罗兹在十四世纪才有历史记载,十六世纪罗兹也只是几百人的村庄,十九世纪才由一个小市镇渐渐发展成为近代工业中心。来自欧洲各地的匠人和商家涌入这个有“天堂”美誉的城市,罗兹成为当时欧洲纺织制造的中心之一,确立了波兰王国第二大城市的地位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,罗兹已经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工业城市。二战期间华沙成为焦土一片,战后无处办公的波兰政府移驾这里,罗兹曾一度成为了波兰的陪都。

说实在的,罗兹没有千秋永立的高山流水,没有巧夺天工的大象大音之境,然而枚不胜举的园林成了人们亲近自然的去处,其中的一个是号称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,我们来到园中,眼前一亮,只见一湖,湖畔岸边清风徐来,草木开始凋谢零落,可谓“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”。

波兰司机将汽车停在路边,西格蒙带我们到市中心商业街闲逛。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购物大街,两旁是风格各异的近代建筑,捷足先登的西欧大型超级市场比比皆是。大街两侧是数公里长的林荫带,不知名的树木开花结果,不禁想起苏轼的诗句: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这里有据说是波兰最有名的罗兹美术馆,陈列了许多波兰当代画家的杰作,以现代艺术作品的现状而言,紧跟前卫的西欧,后起之秀的东欧显得亦步亦趋。

在市中心的一家饭店,东道主事先订下了酒席款待我们。这个餐厅集豪华,高科技和出色的室内设计之大成,系由法国人控股的合资企业,是巴黎式饭店在华沙的拷贝,不由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:历史上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方面,法国对波兰的影响远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,近代史的波兰就有“斯拉夫人的法兰西”之称。

和所有西餐一样,先得上汤。客人们是头一次喝到了波兰特色的大麦鸡蛋汤,接下来是十来道菜肴,有冷餐肉拼盘,鳕鱼排,高丽菜卷,炸猪排,白菜炖肉,土豆饼,波兰酸菜等,最让人稀罕的还有波兰水饺,不过饺子馅是由肉,土豆,起司和蓝莓制作而成。和所有斯拉夫民族相同,波兰人很能喝酒,东道主特地准备了上等的伏特加。甜点完毕我们坐到休息厅的沙发上,侍者送来了餐后酒,雪茄,咖啡,和本地的树梅茶。

坐在身边的西格蒙告诉我,私有化的合法性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。在波兰改革初期可谓“挈国以呼功利,不务张其义,齐其信,唯利之求,上诈其下,下诈其上,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,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,”官商弊端甚多,不少国有企业领导人欲壑难填,擅权自肥,近水楼台先得月,中饱私囊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。波兰新的执政精英达成一个共识:政法因袭而不合时宜,如不施以万钧之力雷霆之势来实行变法,又如何除旧布新?

当财富从国家的手中转移到市场的过程中,其中相当一部分被两个群体瓜分,一个是在经济大潮中崛起的企业家,另一个即是掌控分配的统治精英,“上有所好下必趋之,”前者也愿意将好处分给后者,让自己在创造财富的过程没有阻碍。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,这样的掠夺性腐败都是不可接受的,不久被政府迅速遏止住。“拔起这根萝卜,自然要带出许多泥巴”,这种以牺牲既得利益阶层为代价的政策,引起不少人强烈的不满。然而波兰政治家认为,治国安邦应从大局着眼,新法有怨,难道旧法无怨?如果安于无事苟且而不顾天下苍生,以数人之怨为天下之怨,这才是真正的社稷之大不幸。波兰政府拟定了中东欧最早的 “大众私有化”计划,即老百姓以证券方式平分部分国有资产。

西格蒙喝了口果汁接下说,在东欧的巨变之中,一小部分人享受经济改革成果的同时,由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承担代价,社会情绪中难免会出现抵触和怨言,以及对以往社会的追忆和思念。然而波兰并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,是因为波兰政府的执政实践有工联主义的成分。经济转轨是以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为背景,倾向于建立西欧式的福利国家,九十年代波兰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退休金以及对弱势人群的补贴。史密斯走过来拍着西格蒙的肩膀,问及波兰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时,西格蒙改用英语回答道:

“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,波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大,一则是得益于欧盟区域政策的鼎力相助,二则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均衡发展,模仿欧盟地区发展委员和地区发展总司的范式,波兰中央政府设立了地方发展部,这在世界各国是较为罕见的,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发展中国家的通病:即地方官员举措不力,施政无能,而身居庙堂之高者却往往看不见这些景象。波兰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,应该说是十分成功和相当有效的。区域发展政策来自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,任何地区都不应被排除在发展的进程之外,这是典型的欧洲概念。使每个地区有均衡的发展机会,同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,缩小地区收入差距,避免农村和落后地区被边缘化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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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8-2-27 20:45:03 | 顯示全部樓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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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诸国几乎没有城乡和地区的差别,也从来不热衷搞人口臃肿的超级都市和样板富裕地区。务实的欧洲人心里明白,局部地区的资本积聚并非是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,一个民族也好,一个国家也罢,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富有。一家十个儿子,一个发家致富,九个贫困潦倒,平均下来还是一个穷家,如此一个简单的道理,为什么人们就弄不明白呢?西格蒙说,他去过印度次大陆不少大都市,高楼林立,灯红酒绿,声色犬马,阔绰奢华,放眼整个地区,却是一片茅室蓬户,贫寒穷困,人均GDP位于倒数之列,十分具有讽刺意义。那里吃皇粮的官员冗杂,政客们为了文饰政绩,何事不做?对比之下,改革后的波兰却有一个高效的“小政府”,“官不必具惟其才,宁缺毋滥”,应了中国一句古言:“官不在多,若得其善者,虽少亦足矣,其不善者,纵多亦奚为。”西格蒙的言语之中虽然带有欧洲人的自诩,不过细想之下,不无几分道理。

几经反复,物流项目总算尘埃落定。合作意向敲定以后,我们一行折回华沙度了一个轻松的周末。星期日我和史密斯跟着西格蒙到首都郊外一游。华沙西郊的热拉佐瓦.沃拉是肖邦出生地,前去瞻仰这位音乐巨匠的故居,一路上也可看看波兰的农村,以此满足我这个前中国知青的好奇心。西格蒙一边开车,一边和客人聊天。窗外大片农田绵延起伏,结满红苹果的果园中可见冒着炊烟的农舍,整洁漂亮的程度不亚于西欧邻国。

东道主告诉我们,和东欧其他国家不同,冷战期间波兰的土地一直保持私有制,七十年代农民就有了公费医疗和退休等社会保障。波兰的农产品价廉物美具有竞争力,近年来出口大幅增加。开放市场之前,波兰农产品价格只是欧盟的一半,进入西欧市场后自然可以卖个好价钱,波兰农民因此受益。同时欧盟慷慨的经济援助,使波兰农业迅速更新换代,农民越来越富有成了趋势。当然初见成效之际,正是深根固本之时。

二战后重建的肖邦故居是一栋白色的小屋,周围一片苍翠的树林,还有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,虽然时值深秋,是处红衰翠减,苒苒物华休,不过还是充满勃勃生机。肖邦这位“远离故土的孤儿”,一生用其不朽的音符和旋律为祖国的重生而疾呼,虽是一介书生,手无缚鸡之力,却是波兰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力量,听着肖邦的降A大调舞曲《英雄》,浩然之气油然而生。

汽车在一个教堂前停下,受过洗礼的西格蒙表示要参加祷告,我们一齐走进这座纯白色的歌德式建筑。大殿庄严肃穆,虽然柔和暗淡的光线钝化了视觉反应,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宗教壁画还是吸引了人们的视线,扑面而来的那种神秘圣洁气息,让人感觉到一种净化灵魂的力量。参加弥撒之时,人们穿戴整洁携老扶幼来到教堂。顿时间唱诗班的天籁之音四起,不论其尊卑和身份之高下,善男信女纷纷顶礼膜拜。

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《西方哲学思维观》中有一句名言:“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理由,”千百年来宗教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信徒而经久不衰,无疑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晶,看来不会没有道理。和周围全神贯注地祈祷的教徒一样,我们在胸前划十字,屈膝下跪。

斯拉夫人分为南斯拉夫人,东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,在欧洲历史上,前两者属东罗马帝国和东正教的拜占庭文化圈,而后者属西罗马帝国和天主教的拉丁文化圈。鉴于这样的历史文化渊源,作为西斯拉夫人的波兰人感情上更亲近西欧,与东斯拉夫的俄罗斯龃龉不断,看来绝非偶然。

在当今世界人们宗教意识趋于淡化之际,波兰的天主教盛行成了特例。这里天主教徒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,人们从出生,成年,结婚,生子直至弥留死亡,都有严格规范的天主教仪式。除此以外,每逢宗教节日和周末参加弥撒,定期向神父忏悔,这一切成了大多数波兰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宗教是一种信仰,即使原始部落也有宗教信仰。而信仰赋予短暂人生以永恒的意义,作为一种精神纽带,使人们携手共进,一同应对不幸和灾难,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人生价值的追求,也是构成幸福的一个积极因素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信仰以至于价值体系崩溃的社会能够长此以往。

在冷战时期,除了阿尔巴尼亚取缔所有宗教场所,号称“没有教堂清真寺,以及没有神甫和阿訇”之外,其他东欧国家均承认宗教存在的社会价值,对宗教情绪的表达比较宽容。由于波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,以及教会在公共和精神生活中的独特作用,波兰民众宗教意识浓厚,最为虔诚。1979年波兰红衣大主教卡罗尔•沃伊蒂瓦,当选罗马教皇成为约翰•保罗二世,使波兰天主教会达到历史巅峰。宗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,国家利用宗教作为教化百姓凝聚民心,古今中外有之,清朝的雍正帝和佛教的关系就是一例。

如果说西欧始终弥漫着一种厚重的历史古典文化底蕴,那么一露峥嵘的现代美国文化对东欧的浸淫是显而易见的。和西边邻国的都市不同,华沙是个欧洲的不夜城。西格蒙带我们逛了夜市,NOWY街和老城广场无疑是红男绿女最佳去处,那里的酒吧和露天茶座通宵达旦,人们在这里一边喝着酒精类饮料,一边欣赏优美动人充满情感的爵士乐,乐不思蜀,流连忘返。

我问了西格蒙一个私人问题,既然波兰的发展趋势很是乐观,在自己土生土长的祖国大有用武之地,他却为何要弃之而去,对万里之遥的远东情有独钟呢?西格蒙笑道:“波兰的改革是至上而下,猛药既下,难免剧痛,一旦痊愈即是重获新生,从此一路坦途,纵马疾驰。作为一个热爱社稷的子民,我由衷庆幸波兰的国运昌盛。由于波兰社会迅速西方化,随着各项通过反复酝酿的政策陆续到位,转型期那种特殊的机会稍纵即逝。中国有句名言,水至清则无鱼,作为一个投机的淘金者,在各方面日益健全的有序社会之中,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有所作为了。”

西格蒙的言下之意,自己的国家就让它好好发展,他是想找一个能够发横财的去处,也好浑水摸鱼。把新兴国家看成冒险家乐园的欧美人士,大多具有这样的心理。就其野心而言,他们和自己的祖辈没有什么不同,近代史中在昏聩君主们治下的远东地区,当年的欧洲冒险家可是大有斩获,尝到了甜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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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樓主| 發表於 2018-3-16 20:34:02 | 顯示全部樓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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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因为对方放弃意识形态争端,甚至于改变社会制度,西方就会不计前嫌而放俄罗斯一马,这就是极其现实的地缘政治。老爸是北约官员的史密斯表示同意我的看法,他认为,历来有三种不同的国家,第一种是打劫全世界,如日不落的英帝国;第二种是为区域一霸,如沙俄和德国;第三种没有前两者的能耐,就只能窝里斗掠夺自己的百姓,如非洲的饥馑之国。当年两大阵营的相互叫阵,实际是类似动物世界中的领地之争。

史密斯继续打他独特的比喻。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势均力敌,就像打群架的团伙,双方虚张声势,力求气势上压倒对方,都在打“以不战屈人之兵”的如意算盘,是因为人们吸取了历次大战两败俱伤的前车之鉴,以及对未来核战争的恐惧。冷战最终得以和平方法落幕,应该归功于人们的理性和克制。看来当年两大阵营的精英都明白一个道理:兵者乃凶器,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

前苏联因为自己内部的问题,名虽为霸,实失天下心,故其强易弱,最后突然的坍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冷战戏剧性地结束以后,独霸天下的北约踌躇满志。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难免寂寞,没有对手也要制造一个出来。狗多也能咬死人,更何况驱虎豹以逐羊群,以“狮群战术”共同围剿形单影只的弱者,笃定稳操胜券,何乐不为。

冷战结束以后,元气已尽的华约和苏联东欧集团退出历史舞台,北约和欧盟迅速填补空间,分别作为军事和经济组织,就像一辆马车的两个轱辘,缺一不可。通过扩盟,经济援助和文化影响等一系列手段,来扩大地盘和势力范围。古人言:“欲富国者务广其地,欲强兵者务富其民,欲王者务博其德,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”,看来无师自通的老外确是深谙其道。而昔日的苏联帝国,想当年就像一头巨鲸,“网不能止,钩不能牵,”如今树倒猢狲散,顷刻之间“荡而失水,则蝼蚁制焉。”
注重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文化渗透的同时,西方国家有时也是要真刀真枪,不光凭吐沫星子。两千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覆灭,就是北约一手制造的杰作,先以利比亚国内政局动荡,卡扎菲镇压反对派为由,西方在联合国通过禁飞区的决议,又获得阿盟和非盟的首肯,从此“挟天子以令于天下,天下莫敢不听。”
说是卡扎菲虐杀自己的子民,北约的众多万乘之国,出动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力量,挟雷霆之势,帮助利比亚反政府组织讨伐该国。不识时务的卡扎菲令手下乌合之众抵抗强敌,无异于“驱群羊而攻猛虎”。统治利比亚数十年之久的卡扎菲政府最后被推翻,利比亚老百姓以为其拯己于水火之中,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
利比亚这个富裕的北非产油国,从此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。西方可谓“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,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,是其一举而名实附也,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。”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北约的老外将领们,究竟是何时得到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真传?当然这又是后话了。
我问史密斯一个私人问题,既然天资聪慧的他有如此高明的见地,何不继承父辈衣钵从政,或者成为一个操生杀大权的将军,勾青史标名而留芳万古,却自甘与商贾庸俗之流为伍? 史密斯听了仰天大笑。他沉默了一会,喝了一口空姐送来的威士忌说:“据权威科学家分析,地球上可供消耗的资源,五百年后消殆一尽,人们非但不去拯救自然从而拯救自己,反而互相争斗,同类相残,长此以往人类哪有希望可言。做一个普通人虽然默默无闻,但是活的自在潇洒,良心不会受到谴责。”

人类以几何级数增加人口,只是以算术级数增加生存资料,多出来的人口总要以残酷的方式被消灭,所以人类社会历来存在的贫穷,罪恶,疾病瘟疫以至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杀戮,无可避免,如噩梦般挥之不去,这一切仿佛印证了马尔萨斯理论。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,凭借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,应该可以繁衍生息,传宗接代,只要以道德自我规范,抑制贪婪,携手共同保护生态自然。

如果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生物圈,互相残杀,崇尚暴力,最终要么自我毁灭,要么衰败退化到以前的原始状态,以这样悲惨的结果证明一个“星系选择”法则:“具有破坏性和侵略性的智慧生命将不适合生存”。无论是一个种族还是人类,若要长久立于天地之间,唯一的出路是成为天使,而不是变为魔鬼。

中午时分飞机在维尔纽斯国际机场降落,乘客们鱼贯地走下舷梯,环顾四周,停机坪上的民航机大多属于立陶宛和波罗的海航空公司,除了几架加盟共和国时代老旧的苏制图-134以外,大多更新为美国的波音飞机,表明前苏联影响式微而西风日渐。我们跟随人流来到了机场航站楼,这是一座建于五十年代的大楼,建筑外面有工农兵的塑像,内部墙顶以花朵星星为点缀,典型的苏维埃建筑风格,作为冷战年代遗留下来的见证,不免带有几分凄凉。当年大一统的苏联已经土崩瓦解,如今成为了历史的陈迹。

立陶宛边检警官是一名美貌的年轻女子,无论其工作效率和举止投足,都已十分的西方化。她看了我们的旅行证件,扬起撩人的眉毛笑道,“欢迎来到维尔纽斯,先生们,请跟我来,”虽然来者并非外交官员,显然得到通知的她,还是带我们穿过免检的特别通道,得此礼遇是因为欧盟驻立陶宛外交公署派员接机的缘故。

汤姆森博士是欧盟驻当地商务处官员,穿着随意不修边幅,戴着一副学究式的眼镜,如同说是外交官,不如说更像个学者。他是比利时人,说起来和爱丽娜还是相识的同事。出现在我们面前的,除了汤姆森博士以外,还有一位立陶宛商会代表古泽夫人,丰腴莹洁,风韵犹存。跟着东道主,我们上了一台造型前卫的萨博轿车,沿着公路向维尔纽斯市区飞驰而去。路边时不时显现形态各异的古堡,外墙上爬满经络般的藤蔓,以浅黄的秋木为背景,寒色中透出几分萧杀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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